一切并非突如其來。

過去數年積聚的地緣緊張、貿易政策反復、財政可持續性質疑，正在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交織影響著全球經濟秩序。如今，當“再平衡”取代“增長優先”，當“錨資產”頻頻動搖，世界面臨的不只是一次宏觀政策的再定位，更是一場制度層面的重估。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奧爾基耶娃在2025年春季年會上的演講，將這場信任危機推向了全球視野的中心。

4月17日，在2025年春季IMF華盛頓年會上，格奧爾基耶娃提出了一個極具畫面感的隱喻——“一個正在沸騰的鍋”，用以形象地描繪當前全球貿易體系所面臨的深層困局。

她說：“我們看到的，是信任的流失——對多邊體系的信任，對國家之間協作能力的信任。”

她指出，全球經濟所遭遇的不僅是貿易摩擦本身，而是制度層面的“信任斷裂”正迅速升溫，逼近臨界點。這口“鍋”所承載的，是多邊貿易體系多年積累的結構性張力，也是國際合作機制正在面臨的系統性考驗。

信任瓦解??敘事逆轉

正如格奧爾基耶娃在春季年會講話中所表達的觀點，當前信任危機成因可概括為三重維度：

其一，制度信任的瓦解。多邊貿易體系未能為各國提供公平、對等的發展“賽道”，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和中低收入群體中，失業、低薪、通脹等壓力日益被歸因于“全球化失靈”。由此導致的，是對國際規則公正性與合作可持續性的廣泛質疑，破壞了全球制度運行的信心基礎。

其二，規則變異與敘事逆轉。原本承載著激勵與秩序的貿易規則，正遭遇信任滑坡。“誰遵守規則誰吃虧”的敘事在多個國家內部迅速蔓延，加之關稅與非關稅壁壘接連升級，正持續侵蝕國家間基于信任的合作意愿。信任機制正在從全球經濟秩序的內核，被推向邊緣。

其三，戰略邏輯的重構。供應鏈與產業布局的全球化路徑正在被“國家安全優先”的邏輯改寫。在這一邏輯下，“價格”不再是生產布局的決定性因素，“產地”與“可控性”成為主導標準。制造業再次被推向政策主導位置，而服務業、數字經濟等原本處于上升通道的領域則逐步被邊緣化。全球經濟從“效率優先”模式，悄然轉入“安全優先”的新時代。

格奧爾基耶娃反復強調，這場信任危機不僅是表層的經濟對抗，而是制度深處的斷裂正在顯影。它既解釋了為何全球政策出現“失速”，也揭示了市場為何“失錨”于傳統穩定器之外。

她呼吁各國政策制定者必須意識到：當前的全球經濟焦灼感，已非短期流動性緊縮所能緩解，而是制度失衡所導致的長期不確定性。重建信任，不應止步于短期規則修補，更應回到制度協作的根基之上，重啟面向未來的信任架構。

全球經濟正在從“效率優先”走向“安全優先”，制度協調力成為全球治理中最稀缺的資源之一。

現實代價浮現：不確定性本身即是成本

在“制度失衡”與“信任危機”的背景下，格奧爾基耶娃將目光投向更為具體的后果：那些看似抽象的制度問題，正在轉化為全球經濟的真實代價。

她指出，如今的不確定性，已經從風險預期演化為經濟運行的實際成本。“這些成本并非虛構的心理賬本，而是正以投資中斷、效率流失、市場動蕩等形式具體呈現。”

格奧爾基耶娃從三個關鍵維度系統解析了“信任成本”如何在全球經濟體內發酵與擴散。

首先，不確定性本身就是成本。她強調，當企業不再相信未來確定性時，就不會啟動擴張、創新或配置資源。全球范圍內，投資被推遲、供應鏈被擾亂、運輸港口排隊而非流暢周轉，資金被迫“留在賬上”而非進入生產前線。企業集體進入“防御姿態”——儲蓄代替支出、收縮代替增長，這一切正讓全球資源配置效率系統性下降。

在她看來，“等一等”已成為企業決策的主流邏輯，而這種觀望成本，最終由全球消費者、工人與投資者共同承擔。

其次，關稅是“先打自己”的稅。格奧爾基耶娃將關稅定義為“自損型稅負”：雖然政策初衷是保護本國產業，但在高度全球化的價值鏈中，進口成本上升會立即傳導至國內企業利潤、投資與消費者負擔上。特別是對于依賴外部零部件與中間品的制造體系而言，高關稅反而壓縮了國內產能的盈利空間，損害了產業鏈完整性。

她警告，當前關稅的溢出效應正在顯著增強，不僅削弱出口國，也沖擊本土供應端，是一種“以保護之名，對效率開刀”的非理性政策選擇。

最后是保護主義壓制生產率增長。尤其對于小型開放型經濟體而言，保護主義正在改變它們原本依賴開放競爭實現“效率躍升”的路徑。面對政策不確定性與競爭規則退化，許多經濟體正在從“創新驅動”轉向“尋租內卷”。企業更傾向于獲取準入與補貼資源，而非提升自身能力，長期則造成競爭力流失與結構性困境。

格奧爾基耶娃特別指出，這一趨勢對于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而言尤為危險：他們既依賴全球市場擴大規模，又更易成為貿易政策摩擦中的“系統性受害者”。

“貿易如水，設限即改道。表面看似自保，實則讓全球付出代價。”她說。

格奧爾基耶娃表示，這種制度信任的萎縮，已經開始表現為全球宏觀指標的變化。據IMF最新評估報告，在未來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中，全球增長預期將被下調，而部分地區通脹預測將被上調——這不是傳統供需錯配所致，而是“不確定性”本身正在對金融市場、企業行為與家庭支出構成實質性系統壓力。

IMF已首次明確預警：若全球制度不確定性繼續高位運行，全球金融系統將面臨結構性震蕩的“新常態”風險。

中美歐：財政與結構轉型成關鍵變量

“美國國債收益率曲線出現了‘微笑’，但這并不是人們希望看到的那種微笑。”格奧爾基耶娃笑言。

這一諷刺意味十足的比喻，精準刻畫了當前金融市場對中長期不確定性的扭曲預期——當短期政策工具鈍化、長期財政路徑懸而未決，市場釋放出的“微笑曲線”不再是增長的象征，而是一種制度信任裂解的象征性圖像。

在這場制度信任的全球重構中，格奧爾基耶娃將目光聚焦于三大關鍵經濟體：中國、美國與歐盟。她指出，這三者既是全球經濟增長的主引擎，也是當前信任危機中影響最大的制度樣本。

她強調，全球信任的重建，不可能脫離這三大經濟體的主動修復，而它們各自的財政態度與結構轉型意愿，將直接決定全球制度重啟的速度與方向。

對于中國而言，格奧爾基耶娃建議應在三方面著力構建新型增長信任基礎。

首先是強化社會保障體系。格奧爾基耶娃指出，過高的預防性儲蓄率正在抑制中國居民消費。通過擴大社保覆蓋與教育、醫療、養老等民生支出，可以釋放中長期消費潛力，為經濟內循環夯實基礎。

其次是減少行政干預，釋放民間投資活力。她呼吁進一步推進市場化改革，降低產業政策對資源配置的主導性，讓民營部門恢復預期、增強信心。

最后是財政支持穩地產、穩就業，并提升服務業比重。通過財政手段對房地產鏈條提供托底支持，并逐步推動服務業在國內生產總值（GDP）與就業結構中的占比上升，構建更加均衡的增長模式。

格奧爾基耶娃強調：“中國正在從‘投資—制造’轉向‘消費—服務’增長模型的關鍵窗口，改革節奏將決定信任的上限。”

對于歐洲，格奧爾基耶娃坦言，歐元區當前的制度瓶頸已難以靠利率工具獨自解決。她呼吁歐洲需要“雙輪驅動”：一方面強化制度整合，另一方面推動公共投資與需求側修復。

同時，推動銀行聯盟與資本市場聯盟建設，增強歐盟內部跨境金融協作與風險共擔機制，避免市場碎片化。此外，應放寬服務業內部市場壁壘，以統一制度框架提升整體資源配置效率。

格奧爾基耶娃指出：“如果歐洲想要成為制度可信的全球力量，其一體化進程不能止于規則‘協調’，而應進入制度‘重構’。”

對于美國，格奧爾基耶娃在講話中罕見地將“美國財政路徑”明確列為全球系統性風險源之一。她指出，美國當前的債務結構正在侵蝕全球金融系統的安全錨。

美國聯邦政府債務已突破GDP的140%，美國國會長期缺乏可持續的財政紀律機制，減稅與擴張性開支并行，會加劇赤字結構性失控。

她認為，美元信用錨定的不僅是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更是美國財政的償付能力。如果缺乏結構性調整，未來十年美國債務可能進一步失控，引發美元貶值、債券收益率暴漲，從而激發全球資本重定價。

對新興市場而言，美國赤字融資會形成“流動性虹吸效應”，推高融資成本，壓縮本國發展空間。

她警告說：“全球已經不再將美國財政視為其‘內部問題’，而是一個與全球資本穩定強相關的結構性風險。”

IMF此次罕見地將“美國財政問題”列入全球系統性風險核心清單，標志著國際貨幣體系對美債可持續性的信任，正在經歷根本性重估。

“再平衡”是格奧爾基耶娃此番講話中的另一關鍵詞。她多次強調，全球經濟不僅需要在增長動力上進行重塑，更重要的是在政策工具、財政路徑與治理結構上，實現跨國之間、體制之間的結構性再錨定。這不僅是經濟策略，更是制度更新的召喚。

在政策建議中，她提出的所有改革邏輯，最終都指向一個目標：建立一個更均衡、更韌性的全球經濟秩序。

重估信任

“真正的機會，不在保住舊秩序，而在創造新秩序。”這是格奧爾基耶娃發言中的一句話，也是整場發言的思想落點。

她沒有給出簡單的答案，而是以“秩序與信任”為坐標，提出一個更復雜的問題：當舊有規則不再穩固，全球應如何共同確立新的制度錨？

在格奧爾基耶娃看來，當前的全球經濟，不再是利率調節與短期刺激可以解決的問題。各國央行面對的不僅是通脹或就業的目標權衡，更是信用結構、財政彈性與制度韌性的多重博弈。在傳統工具箱逐步耗盡的背景下，“央行的試煉”實則是一場全系統的“治理能力考試”。

她反復強調，當前的避風港不再是某類資產，而是制度本身的可信度。過去，黃金、美元、美債曾被視作終極安全錨，但今天，當這些資產背后的制度開始動搖，真正的安全將來自哪國的政策更具一致性、市場更具預期穩定性、治理更具協調邏輯。

不僅如此，格奧爾基耶娃還提醒全球政策制定者警惕“制度錯配”的外溢效應：一國的財政失衡、政策搖擺，不再只是本國經濟波動的源頭，而可能成為跨境資本避險浪潮的觸發器。制度信任的碎片化，正在加速金融全球化向制度分裂化演變。

她指出，在過去的十年中，全球經濟高度依賴中央銀行協調應對危機，但未來的穩定將取決于各國財政系統的可持續性與結構改革的決心。這是一場無法靠印鈔或加息來解決的挑戰。

最終，她將話題落回“制度錨定”這個宏觀命題之上：“當規則失靈、市場失錨、貨幣受壓，我們必須承認：真正的支點，不是資產，而是制度的可信度。”

她呼吁，各國必須攜手超越短周期博弈，著眼于制度框架的深層次更新。真正值得爭取的，不是表面穩定的舊秩序，而是有共識、有彈性、有約束力的新規則、新信任與新平衡。

格奧爾基耶娃講的是全球系統重啟，我們必須問的是：下一輪資本錨重構，誰值得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