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剛/文 英國模式的貴族氣質

資本主義“萌芽”時代，中國開始社會轉型。

但轉型，沒有采取“英國模式”，而是在“英國模式”出現以前，就走出了一條自己的路，李伯重稱之為“江南道路”。

這條道路有個特點，社會優先，而非資本優先，故其社會轉型，也是社會的“主義”化，而非資本的“主義”化。

中國傳統社會，乃“四民社會”，以士、農、工、商為“四民”，將其劃分“本末”，則以士農為“本”，形成耕讀社會，以工商為“末”，輔以工商行會，以輕重論，則重農而抑商。

社會轉型，并非以工商社會取代耕讀社會，而是提高工商業的社會地位，使之由“末”升“本”，曰“工商皆本”。

故其所指，乃社會問題，非資本問題，其“主義”導向，為社會導向，亦非資本導向，可謂“社會主義”，而非“資本主義”。這與西學傳播的社會形態學說不同，是文化中國在資本主義“萌芽”時代的社會化進展中自發形成的一條“江南道路”。

李伯重在《英國模式、江南道路與資本主義萌芽》一文中指出，以往的研究，皆以西歐道路放之四海，以英國模式衡量世界，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說”就是建立在英國模式基礎上的。

而事實卻是，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早在英國模式之前就已出現，西方的資本主義的“萌芽”，起初也不是在英國發生，從重商主義到資本主義，意大利與荷蘭，都走在了英國的前面，后來英國超越它們，是靠了國家主義和工業革命的賦能。

一切貨幣，皆有資本屬性，由國家賦能，而為“主義”，從經濟上看，資本主義是貨幣經濟的產物，由重商主義發展而來，從政治上來講，它必須解決君主制下權力支配經濟的問題，在制度安排上，為工商社會的政治訴求提供一個資本的席位。

但，即便這兩點，荷蘭也走在了英國的前面。

作為第一個民主國家和第一個近代經濟體，荷蘭不僅以民主制領先，且以資本主義的股份制公司及其相應的資本市場以及全球化的資本運作，在歷史進程的大棋局中先行了一步。

不過，民主制固有的脆弱性，它亦未能幸免。

其與英國角逐，聯邦制優柔寡斷，城邦打著各自為政的小算盤，降低了國家機器的效能，削弱了國家意志的強權。

在國家機器的行政效能以及國家意志的權力表現的方面，它遠不如君主制與民主制合體的英國式的“君主立憲”。

英國模式是個特例，它的成功，有其獨特性。

讓民主掛靠君主，以君主接納民主，這當然是英國革命的收官之作——“光榮革命”的一個令人矚目的成果。在此成果背后，我們看到了一個古代封建制貴族階層，他們在兩者之間“執兩用中”，行“中庸”之道，在君主與民主制之間維持平衡。

這個貴族階層，是英國特有的，荷蘭是城邦國家，沒有形成擁有“吾土吾民”的貴族階層，美國是個移民國家，歷史很短，還來不及形成貴族，就實現了民主，中國雖然曾經有過，但那是在兩千年前的西周時期，東周就已解體，至秦統一，便取消了封建制，代之以郡縣制，那種封邦建國的貴族階層就宣告終結了，法國大革命的情形頗似中國，同樣以暴力手段消滅了貴族階層，結果也是出了一位皇帝，可謂法國的“千古一帝”——拿破侖。

當資本主義來臨時，惟有英國的貴族階層，不但一息尚存，而且依舊活力滿滿，對應著資本主義發展的需求，以財產資格和文化品位為標準，定義貴族為“紳士”，并使之向商人和農民開放，以此延展了貴族階層，延伸出近代化的商紳和鄉紳。

而正是這樣的新型的貴族階層——商紳與鄉紳，他們的合作，使得工業革命得以順利進行，若無鄉紳配合，“圈地運動”便難以得逞，若無“圈地運動”釋放土地和勞動力，使農業轉型，蒸汽機就會停留在圖紙上，工業革命也就成了紙上談兵。

工業革命的“產學研”特質

從技術上來看，工業革命的技術迭代，談不上有多么高新，但它卻是時下所謂“產學研一體化”的一個近代開端。

對蒸汽機的設想，古代就有，僅作為一種“哲學的玩具”——汽轉輪的概念游戲，在思想中以蒸汽轉動金屬球，做觀念運動，并未考慮其應用，蓋因其之于當時并無實用的價值。

從觀念運動到機械運動，從哲學思考到技術發明，從一時一地的局部應用，如礦井抽水，到工業革命時代，經由改良之后，而坐實于經濟基礎之中，賦能于眾多領域的相關產業，開始其全面應用，當其時也，已歷千余載，乃以滴水匯細流，水至而溪成，化而成川，奔流出海，放之四海而皆準。

儀表匠瓦特，一位工匠之子，一個小業主傳人，被命運賜予了千載難逢的機遇，竟然從行會制度的束縛中，自我解放出來，以自由工匠的身份，不經意地進入了格拉斯哥大學，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產學研一體化，開始了他一個人的工業革命。

就“現代性”而言，格拉斯哥大學比劍橋和牛津更值一提，其時牛津、劍橋仍以古典教育為主，自然哲學——物理學、化學才開始進入課程，而格拉斯哥大學則走在了它們的前面，如瓦特改進蒸汽機時，就參考了該校教授布萊克的熱力學理論。

他的學生亞當·斯密，不僅以其自由主義的經濟學文獻為英國的資本主義制度奠基，更以個人主義的社會分工學說確立了自由經濟原則的市場正義，還把一只“看不見的手”放在了國家主義的頭上，以此證明“市場大于國家，個體先于國體”。

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學（以下簡稱“格大”）做過教授，據說，還當過校長，期間（1751—1764）他與瓦特同在。

斯密于1751年執教格大，為邏輯學教授，后轉教道德哲學，而瓦特此時也在格大從事維修和改良科學儀器的工作，由此看來，兩人應當存在交集，但他們是否相識，卻又苦無證據。

1759年，斯密完成了《道德情操論》的寫作，1764年，斯密離開格大，應邀游歷歐洲，而就在這一年，瓦特才萌發了他的蒸汽機改良念頭，在工業革命即將到來的時刻，他們失之交臂了，各自以其個人主義的方式，面對著工業革命的時代風口。

游歐歸來，斯密隱于故里，全力以赴，投入其《國富論》（此書全稱是《國民財富的性質及其研究》）一書的研究與寫作，歷時九年，六年成稿，三年修改，終于完成，成就一部曠代巨著。

而瓦特從1764年修理一臺紐可門蒸汽機開始，直到1774年蒸汽機投產，一直都在格大。圍繞他，格大形成了產學研一體化，故其價值，不僅在于改良了蒸汽機，為工業革命打了一個技術的底子，更在于他的成功為工業革命造就了“英國模式”——產學研一體化的一個范例，此范例，成為后來工業革命的原型。

從格大到斯坦福大學，從煤礦到硅谷，從蒸汽機到半導體，瓦特及其師友便是這條技術路線的開發者和先行者。

另外，還有一條思想路線，是由斯密開辟的，那是一條《國富論》的路線，與《資本論》的通過資本批判走向社會革命不同，它通往市場經濟和社會分工，并以之推動經濟增長。

但那是基于市場經濟原則的《道德情操論》式的經由個體人格達成個人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想象，一旦資本主義的“惡之花”恣意狂放，從道德主體性轉向資本主體性，從個體人格轉向資本人格，從自由人的個體屬性轉向資本主義的階級屬性，那么《資本論》就派上了用場，它像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于資本主義社會的頭上，通過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并預告資本主義的滅亡，以歷史必然性的名義，提撕人類文明的社會正義的主張。

江南道路倒轉了英國模式

從《國富論》到《資本論》，讓我們看到了“現代性”如何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成長，這兩本“現代性”的福音書，一本以《國富論》的底層邏輯推動工業革命，實現經濟增長，一本以《資本論》的理性原則檢驗其后果，并進行人類價值評估，就如同文明花園的園丁，必須給資本主義的“惡之花”剪枝。

對照于此，我們再來回顧一下近代化的“江南道路”，這時，就會發現，其于“英國模式”，除了社會優先而非資本優先、道德為主而非利益為主的區別外，還有一個現象值得關注，那就是“江南道路”以其傳統價值取向對“英國模式”做了選擇。

其選擇，我們從“江南道路”向“中國特色”邁進的歷史進程中可以看到，但看到的，卻是一個被倒轉過來的“英國模式”——不是從《國富論》到《資本論》，而是反過來，從《資本論》到《國富論》，亦即先經由《資本論》的批判，限制資本之惡，再進入《國富論》的邏輯，求得國民的財富，實現經濟增長。

此一倒轉，在近代中國發生，始以《資本論》反帝、反封建，迄于當代，則繼以《國富論》改革開放，此由三百年來“中西會通”所致，亦為近百年來“中體西用”的一大貢獻，其不但具有思想革命的歷史意義，更具有化為社會轉型的現實功能。

以此，我們確認，現代化的“中國特色”，便是在文化中國的基礎上，在市場經濟實踐中，使“英國模式”倒轉。

正如宇宙觀念上的“哥白尼倒轉”，在社會發展的道路上，也有一個“中國式倒轉”，舉目全球，當今之世，能倒轉“英國模式”而自成一體，另辟一路者，還有誰？唯有文化中國。

然此倒轉，亦非由一朝而成，非以一夕而能。

從“中西會通”到“中體西用”，期間二百余年，經歷了不同的歷史階段，發生了一些重要的歷史事件，如明清易代，鴉片戰爭，五口通商等，使中歐運勢逆轉，出現了“大分流”，一邊是東方的天朝崩潰，而另一邊則是西方的日不落帝國的興起。

在“大分流”之前，歐霸尚處于“東方不亮，西方亮”的階段，而此后，“日不落”就成為了衡量海洋帝國的一條海權基準線，以此為基準，西葡帝國、荷蘭帝國，都囿于“東方不亮，西方亮”的地緣，真正的、唯一的“日不落”帝國，只有英國，因為正是英國的工業革命，成為了東西方“大分流”的分水嶺。

每一個偉大的時代，都離不開神話，“大分流”時代，也有自己的神話，當然，那是關于“工業革命”的神話，通過詩歌，得到一種宇宙浪漫主義的表達，讓時代的驕子來吟詠它。

一個神話，一個蒸汽機的神話，從拜倫的詩中，用了唐璜的口吻，借了王佐良的譯筆噴發：在那漫荒的天穹，牛頓能在星球之間開辟出路徑，真不知抵消了多少人間的苦痛！而從那以后，不朽的人就發明各種造福于人的機器，而且不久將會有蒸汽機把他送上月球。當牛頓以科學革命開辟了一條天體運行的宇宙之路，那么，接踵而來的工業革命，就應該帶著人類通往這條道路。

可結果卻是，蒸汽機并未把人送上月球，反而把鴉片送到中國來了，對此，拜倫知道嗎？他多半不知道，因為他在鴉片戰爭之前的1824年就去世了。不過，知道又如何呢？他會像捍衛希臘的自由一樣，舍身捍衛中國的江南嗎？他雖然不知道鴉片戰爭即將來臨，但他一定知道馬戛爾尼來過中國，吃了晚清的閉門羹。

在對中國充滿了差評的氛圍中成長起來的拜倫，已經對中國問題了無興趣，盡管其作品中充滿了東方情調，但我們看不到有“中國風”的影響，咬牙切齒的英國人，終于打出了一張毒牌——鴉片貿易和鴉片戰爭，以販毒導致了“大分流”的局面。

英國人以鴉片戰爭襲擊晚清，雖未一擊致命，但也擊中了天朝的命門，從此割地賠款，暗淡了晚清自詡為天朝上國的高光，打開了全球化的西方中心主義的“日不落”帝國的天窗。

然而，在鴉片戰爭和五口通商之前，江南之于英格蘭，那情形——經濟的發展水平，便與荷蘭堪似，亦不遑多讓。

英國模式的“黑色心臟”

美國學者彭慕蘭在其著作《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一書中，指出了這一點，旨在解釋18世紀后期歐洲與中國經濟發展路徑的分化。在這一理論框架中，江南地區，又一次被提出來，扮演關鍵角色，成為比較研究的核心案例。

作為全球經濟史的一個比較樣本，彭慕蘭對江南的定位，不僅為中國經濟的高地和核心區，而且是全球化經濟網絡的一個重要的東方主義的中心節點，其比較框架，采取核心區對等性原則，選擇經濟水平相近的核心區而非整體國家，進行比較。

中國疆域遼闊，人口眾多，其體量之大，同整個歐洲差不多，但各地發展不平衡，同歐洲各國不好比，所以，他將中歐核心區拿來作對比，也就是拿中國最富饒的江南——長江三角洲部分，來與歐洲最先進的英國或荷蘭作對比，以一地比一國。

經其對比，他認為，在商業化程度方面，江南地區和英國，兩地均形成高度市場化的經濟網絡，土地、勞動力、資本等要素市場活躍；在勞動生產率方面，農業和手工業的產出效率相近，江南的集約化農業與英國的混合農業——種植業+畜牧業，均能支撐高人口密度；至于生活水平方面，普通民眾的卡路里攝入、紡織品消費及預期壽命差異不大，甚至江南在某些指標上略優。就大體而言，英國與江南，雖然經濟水平相近，但發展模式相異。

在農業生產方面，江南通過雙季稻種植、桑基魚塘等生態適應技術實現高農業產出，而英國則依賴圈地運動后的農場經營和畜牧業；在手工業生產方面，兩地手工業均呈現“原始工業化”特征：江南的棉紡織業和絲織業，通過家庭分工與市鎮網絡形成規模經濟，而英國的毛紡織業，則依托鄉村作坊和商人資本。

在市場經濟方面，江南依托運河與市鎮體系，形成了區域一體化市場，糧食、棉布的商品化率，超過了90%，而英國，則通過國內貿易與海外殖民地網絡，實現資源的全球化調配。相比之下，彭慕蘭認為，兩地市場機制均非“完美自由市場”，但江南在某些方面更接近新古典經濟學假設（如勞動力流動性較高）。

明清時期，江南的棉紡織業規模龐大，年產量達3億匹，市場網絡發達，但依賴家庭作坊和手工，缺乏機械化突破。彭慕蘭認為，這與能源限制（主要是缺乏廉價煤炭）直接相關，而與制度差異關系不大，在他看來，18世紀的歐洲，其產權制度、金融體系等優勢尚未顯著體現，而江南的家族資本網絡和市鎮經濟，同樣充滿了市場活力，未能工業化，更多是生態限制的結果。

到了18世紀末，兩地均面臨人口增長導致的生態壓力與資源限制，江南因此而面臨著一個幾乎無解的困境：土地開發接近極限，依賴木材、秸稈等生物能源，缺乏廉價煤炭緩解燃料壓力，而英國則以其便利的煤炭資源，取得了新的突破，英國煤礦易開采，且集中于工業區，正是煤礦排水需求催生了蒸汽機改良。

中國地大物博，當然不缺煤碳，要知道，在這個世界上，最早使用煤炭的國家就是中國，據說，五千年前就開始了。

但煤礦在中國的分布，卻遠離了作為經濟主流的長江流域，尤其是核心區域的長江三角洲——江南，而主要分布在另一條母親河——黃河流域，而黃河流域又因其通航能力不足，難以成為經濟發展的主流，形成源遠流長的經濟帶，更遑論核心區。

當工業革命來臨時，原本不缺少煤碳的中國，反而被煤礦卡住了經濟發展的脖子，此雖由煤礦分布的自然地理狀況所致，但亦由中國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使然，當經濟核心區——江南需要源源不斷的煤炭運行，來助其工業革命的臨門一腳時，結果卻是煤炭沒能跟上，只能眼看著英國人將工業革命的球踢進了東方大門。

足球屬于工人階級，它是工業革命的衍生品，工業革命的發源地——曼徹斯特，同時也是現代足球的發源地，人類第一個“世界工廠”，同時也造就了世界第一支足球隊——曼聯隊的前身牛頓希斯隊，該隊由鐵路工人組成，他們將蘭開夏郡及周邊的煤礦資源，用蒸汽機車輸送至“世界工廠”，使紡織廠發生了工業革命。

產業集聚于此，棉紡織業與煤礦共生，形成“能源—產業”協同效應，曼徹斯特的棉紡織業依賴煤炭驅動的蒸汽機，而蘭開夏郡的煤礦為此地工廠提供廉價燃料，這種“煤礦—工廠”的地理鄰近性，降低了運輸成本，使之迅速成為全球棉紡織中心。

其全球影響，導致煤炭資本主義擴張，然而，英國本土煤礦的有限性，又推動其全球殖民運動，將印度、澳大利亞的煤炭資源納入其全球供應鏈，支撐“世界工廠”的持續運轉。還有“煤礦—蒸汽機—工廠”模式，成為了世界工業化的模板，被歐美各國效仿，例如，德國的魯爾區、美國匹茲堡，均復制了這一路徑。

總之，煤礦是工業革命起搏的“黑色心臟”。

曼徹斯特的崛起，此乃煤炭能源與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耦合所致，煤礦不僅提供了工業化的地利，還重塑了技術、空間與社會的底層邏輯，“黑色心臟”的跳動，既帶來了生產力飛躍，也催生了資本主義的“惡之花”——生態危機與階級對立。

英國在1770—1821年間，經過工業革命，工業占比從24%升至31%，一舉改變18世紀江南與英國人均國民收入旗鼓相當的狀況。1820年，中國經濟總量仍占全球三分之一以上，而江南作為中國最發達的地區，其人均收入與英國不相上下，可到了1827年，數據對比大為改觀，英國當年稅收，收入約6500萬英鎊，折合白銀2.08億兩，而清朝本年稅收，僅4500萬兩。若清朝稅收占國民收入比例與英國相當（約20%），其國民收入則僅為英國的1/4。

于是，“大分流”開始了，西風壓倒了東風，工業革命撕裂了耕讀社會，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門戶，把中國自身發展資本主義的可能性扼殺在“萌芽”之中，“英國模式”終于君臨東方，高耀于中國，昂昂然，向全世界一展其“日不落”的文明樣式。

但其代價，卻是付出了一代英國的工人階級。

在工業革命的發源地——曼徹斯特，出現了人口爆炸，其煤礦與工廠，吸收了大量農村勞力，其人口數量從1774年的2.5萬激增至1851年的40萬，燒煤釋放的煙塵籠罩城市，使之成為“霧都”，1845年，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這樣描述：工人聚居區的空氣“充滿煤煙和硫磺”，人均壽命不足20歲。

資本主義的“惡之花”結出了它的第一個惡果。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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