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鄭晨燁 2025年3月7日，經濟觀察報記者在深圳瑞德林生物技術有限公司（下稱“瑞德林”）的總部采訪了該公司聯合創始人、董事長劉建。

劉建最近的日程表排得滿滿當當。最近一個月內，他的足跡已從日本東京灣，到非洲桑坦尼亞、肯尼亞，再回到深圳。3月7日的采訪結束后，當天下午他又要踏上前往美國的航班。

瑞德林在行業融資節奏趨緩的背景下，在今年2月底完成了一筆超5億元的C輪融資，刷新了國內合成生物領域近年的融資額紀錄，但依然鮮有人了解這家公司。

根據其官網信息，瑞德林成立于2017年，是一家以合成生物技術為核心，以多學科交叉應用技術平臺為依托，研發、生產功能性健康原料為主的高新技術企業，致力于打造覆蓋全產業鏈的“綠色生物智造平臺”，促進合成生物學、化學、信息技術、工程學等尖端技術領域的融合創新。

在采訪中，劉建將合成生物視為工業發展的“第三階段”：通過細胞或酶催化直接生產物質，終結化石能源依賴。他同時認為，合成生物技術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可持續的生物制造，而不是單純炒作概念、吸引資本關注。

談到瑞德林的未來，劉建坦承“壓力很大”。在他看來，合成生物行業有著殘酷的競爭本質——技術門檻高、資金需求大、全球化布局難。而瑞德林的新一輪融資，只是這場接力競賽中的又一次發令槍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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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對話內容：

關于創業：傳統技術的“瓶頸”

經濟觀察報：請分享一下你的職業發展經歷，以及瑞德林的成立過程。

劉建：我最早在2003年進入行業，從事研發工作。2010年以后，我開始從事研發管理，隨后涉足投融資、并購和BD（業務發展）等戰略領域。2017年8月份創立了瑞德林。

瑞德林成立之初，我的方向從化學多肽轉向合成生物學。這個轉型的契機，主要源于我與我們公司的首席科學家黃華博士的合作。他是我的大學同學，曾在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UIUC）開展博士后研究（合作導師趙惠民教授），專注酶改造及定向進化、多酶連續催化研究15年。而趙惠民教授是阿諾德（Frances Arnold）的學生，阿諾德是2018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專注于定向進化技術。2016年底，黃華回國，而我在2017年離職創業，并與另外幾位聯合創始人共同創立了瑞德林。

我們的創始團隊背景比較多元化，聯合創始人包括來自華為、邁瑞等知名企業的行業專家。后來，我們又吸納了超過100位合伙人，共同投入了5000多萬元。2019年，我們完成了天使輪融資，隨后在2020年完成A輪，2021年完成A+輪，2022年完成B輪和B+輪融資。今年年初，我們完成了C輪融資。至今，我們不包括自有資金在內，共募集了約11億元。

最新一輪融資由深圳未來產業基金、國家科技成果轉化引導基金子基金共同投資，常德合成生物基金，以及部分原股東繼續跟投，共計超過5億元。?

經濟觀察報：合成生物賽道競爭激烈，你最初是如何關注到這個領域，并決定切入市場的呢？

劉建：我最初是做研發的，主要以化學技術生產多肽。然而，這一技術存在明顯瓶頸——只能支持小規模生產，適用于注射劑，但無法滿足口服藥物的需求，主要問題在于供應不足和成本過高。

傳統固相化學技術（一類在固體狀態下進行化學反應的技術）的研發周期較短，但難以規模化生產，成本也居高不下。因此，我一直在思考，如何開發口服版的多肽藥物或相關健康產品。然而，傳統化學方法很難突破這些限制，投入大、周期長、成本高、規模受限。因此，我開始探索新技術的可能性。

我本科學的是化學，但身邊的同學很多后來轉向生物技術。我與他們保持聯系，尤其是我們的首席科學家黃華，他早期研究酶，后來專攻合成生物學。2012年，他調研后告訴我，合成生物技術可能可以解決我們遇到的問題，但當時全球范圍內尚無成熟的案例。

因此，從2012年開始，我就不斷邀請他回國，直到2016年他最終決定回國發展。既然人都回來了，我也決定辭職創業。事實上，我在前東家時，就多次提議過引入生物技術，但當時醫藥行業賺錢比較容易，公司并沒有太大動力去變革。因此，我最終決定自己創業。?

經濟觀察報：瑞德林的融資進展一直比較順利，但當前生物醫藥賽道的整體融資環境并不樂觀。你認為瑞德林為何能在資本市場獲得較多關注？核心優勢是什么？

劉建：這與深圳的企業風格以及我個人的職業背景有關。我的職業經歷涵蓋了研發、制造、投前投中投后管理、戰略運營、BD以及銷售等多個環節，對整個產業鏈和市場的理解較為全面。

深圳的企業以制造業為主，普遍較為務實，市場導向明顯。例如，一些企業往往在銷售額達到10億元以上時才開始為市場所熟知。瑞德林也是如此，早期我們并沒有主動對外宣傳，甚至連深圳南山區的政府領導都不了解我們。

我們的融資順利，核心原因在于企業經營的口碑。在前東家任職時，我在多肽行業積累了良好的信譽與口碑，進入合成生物領域后，也延續了這一點。此外，我們與投資機構的關系也較為特殊——公司從未使用FA（財務顧問）做融資，都是由我本人或核心團隊直接對接投資方。我們也沒有進行過公開路演，疫情期間甚至沒有離開深圳進行融資洽談，我們也不接受線上交流，投資我們公司的機構必須親自來深圳面談。

我們希望找到真正合適的投資人，因此我們的策略是“只挑對的”，100家機構中，只要有一家合適的就足夠了。?

關于合成生物：已經“錨定”的大趨勢?

經濟觀察報：在你的理解中，合成生物學到底是什么？

劉建：其實，合成生物為什么近年來被廣泛關注，甚至在去年的諾貝爾獎得主所撰寫的書中也被重點提及？那本書主要討論人工智能（AI），但也特別強調了生命科學的發展方向，其中合成生物學被認為是未來的關鍵生產技術。

很多曾經做互聯網的企業家，在尋求“第二增長曲線”時，最終都會進入生命科學和合成生物領域。這背后的邏輯很清晰：如果我們把人類的發展史拉成一條時間軸，并把獲取能量的方式進行切割，就會發現，人類的能量來源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

工業革命前：人類獲取能量的方式完全依賴自然，尤其是地上資源，例如狩獵、采集、農耕等。

工業革命時期：人類開始利用地下資源，如石油、煤炭等，并通過化學和物理加工方式轉化為能源和材料。這一階段還涉及化肥的使用，加速了植物的生長，并進一步推動了畜牧業的發展。

工業革命后（當前階段）：人類開始面臨嚴重的環境問題，尤其是碳排放帶來的全球氣候變化。地球早期的地殼運動，將大量碳元素埋藏到地下，形成了石油和煤炭。但當我們開采并燃燒這些資源時，大量二氧化碳被重新釋放到空氣中，導致溫室效應加劇。因此，全球開始尋找更可持續的解決方案，而合成生物正是其中的一種可能。

如果我們繼續沿用工業革命的路徑，過度依賴石油、天然氣等資源，最終會遇到極限。環境惡化，碳排放增加，全球變暖，極端天氣頻發，這些都是工業革命后遺癥的直接表現。

除此之外，人類在探索太空移民時，也會面臨“補給”問題。如果未來人類想要移民到其他星球，僅依賴傳統的物流補給是不現實的。因此，我們需要一種能自我循環的生物制造系統，而合成生物學正是這種技術的基礎。?

經濟觀察報：這是否也是歐美國家推動合成生物的核心原因之一？

劉建：是的。歐美國家推動合成生物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希望擺脫對中國和印度在傳統化工產業鏈上的依賴。

如今，全球約60%的石油化工產業鏈掌握在中國和印度手中，其中40%在中國，20%在印度。疫情期間，歐美國家深刻體會到供應鏈短缺的痛苦，他們發現，即使掌握了先進技術，但如果缺乏基礎工業支持，很多高端產業仍無法運作。比如，稀土資源掌握在中國，美國即便擁有先進的芯片制造技術，但如果沒有稀土材料，整個產業鏈都會受到影響。因此，這也是近年來歐美國家高調推動制造業回流的原因之一。

從這個角度來看，合成生物的出現，可以被視為人類工業發展的“第三階段”。過去，我們依賴自然界提供原材料，如植物、動物；后來，我們利用石油、煤炭等資源，將其提煉加工成各種產品；而在合成生物時代，我們可以直接利用細胞，通過代謝工程、基因編輯等手段，模擬植物和動物的合成路徑，生產我們需要的物質。?

經濟觀察報：從技術角度來看，合成生物和傳統的生物制造有哪些本質區別？

劉建：傳統生物制造依賴于自然界的生物轉化過程，比如植物通過光合作用將二氧化碳轉化為有機物，而動物則通過攝取植物獲取能量。合成生物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再依賴完整的生物體，而是直接利用細胞或酶的催化作用，將二氧化碳或其他簡單的碳源轉化為目標產物。

例如，現在有企業在研究如何利用二氧化碳合成淀粉，這本質上就是人工光合作用的延伸。還有一些企業在探索如何通過細胞培養生產蛋白質，而不再依賴傳統畜牧業。

換句話說，合成生物學的核心邏輯，是利用人工手段模擬自然界的生物化學過程，提高效率，并突破生物制造的天然限制。比如，在傳統植物中，某種特定化合物的含量可能只有百萬分之一，但如果我們通過合成生物手段優化相關酶的催化效率，可以將產量提升數百倍甚至上千倍，這就是合成生物技術的巨大潛力。?

經濟觀察報：這是否意味著，未來人類可以直接利用合成生物技術，在極端環境下生存？

劉建：理論上是可行的。例如，在太空艙中，如果能夠建立一個完整的生物循環系統，人類可以通過合成生物手段，將呼出的二氧化碳轉化為食物，比如淀粉、蛋白質等。而水資源也可以通過循環利用，實現自給自足。

這與當前的能源利用模式完全不同。過去，我們依賴碳循環，獲取地球上已有的能源。但在未來，人類可能會直接通過人工手段，高效地控制這一過程，使能源和物質的利用更加可持續。

但如今，科學界的炒作非常嚴重，很多概念并未經過充分驗證，就已經被包裝成“革命性技術”，進行市場推廣。這種現象在合成生物領域也很常見，很多研究距離產業化應用還非常遙遠。

真正的突破，必須建立在扎實的科研基礎和產業落地能力之上。合成生物技術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可持續的生物制造，而不是單純炒作概念、吸引資本關注。因此，在這個行業中，務實的企業才能脫穎而出，而那些過度依賴宣傳的企業，最終很可能會被市場淘汰。

另外，合成生物技術的廣泛應用，雖然大方向已經開始顯現，但要成為主流，可能還需要幾十年的時間。不過，這個趨勢已經不可逆轉，就像當年化工巨頭如杜邦、巴斯夫和帝斯曼等，他們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經創立了企業，現在已經是全球巨頭。

因此，合成生物行業的未來，就像當年的化工行業一樣，是一個已經“錨定”的大趨勢。

關于挑戰：迅速擴大營收規模?

經濟觀察報：目前瑞德林在海外市場的表現如何？你最重點關注的市場是哪一塊？

劉建：目前，日韓市場是我們增長最快的區域，其次是東南亞和美國市場。在這些市場中，我們的產品得到了較好的接受和推廣。接下來的重點市場是南美、中東和中亞及俄羅斯地區。今年，我們特別重視的是非洲和歐洲市場的開拓。

我們的營收趨勢有兩個特點。第一，隨著準入門檻的提高和產出周期的延長，我們的營收會呈現逐步上升的趨勢，雖然起步階段較慢，但一旦實現突破，增長潛力非常大。第二，我們的市場重心從國內逐漸向海外轉移，早期中國市場的占比很大，但隨著國際化的推進，海外市場的占比逐年上升。今年，海外市場的占比已經超過了40%，并且這一比例還會繼續增長，未來全球市場將成為我們的主要戰場。?

經濟觀察報：非洲市場的消費能力可能相對較弱，你怎么看待這個市場的潛力？

劉建：非洲市場特點明顯。比如，雖然絕大多數人處于貧困狀態，但也有一小部分富人群體，這部分富人擁有較強的購買力。市場呈現出非常明顯的兩極分化，貧富差距巨大。舉個例子，在歐美國家，超市里的商品幾乎都一樣，無論富人還是窮人都能在同一超市消費。而在非洲和東南亞地區，市場則更加分化，富人和窮人有著完全不同的消費場景。

對于我們來說，在這些市場中，最重要的是滿足當地消費者的基本需求。另外，對于經濟較為薄弱的地區，政府采購也成為一種重要的市場推動力。因此，只要我們能夠調整產品策略，符合當地市場的需求，特別是在政府采購方面，也能取得很好的市場份額。?

經濟觀察報：怎么看待在不同海外市場的業務布局和側重點？

劉建：每個國家的市場都有其獨特性。例如，在非洲市場，我們可能不做護膚品，主要做其他類型的產品；而在東南亞市場，護膚品無疑是我們的主打產品，因為東南亞以及日韓市場的護膚品需求非常強勁。

在美國和日本，營養健康品則是我們的重點，因為這兩個市場對營養品的需求很大。因此，不同的市場需要根據當地的消費習慣、需求特征以及產業發展階段來制定個性化的產品策略。?

經濟觀察報：你提到過，明年瑞德林可能會登陸資本市場。在合成生物和多肽領域，你覺得有合適的市場參照物嗎？

劉建：我們是技術驅動型的企業，不能僅僅通過單一產品去與其他公司對標。要真正理解這個產業的未來，關鍵是要聚焦于解決產業發展的痛點。在我們看來，優秀的企業應當引領一個行業，而不僅僅是某個產品的領跑者。我們在做的事是通過技術解決全球生產物質的痛點，包括抗衰老、生物活性原料等領域。我們的產品定位就是綠色活性原料，而這背后的技術就是合成生物技術。

如果合成生物技術在未來80年內成為人類生產物質的主流方式，瑞德林將專注于在這一過程中創造新道路，成為行業的引領者。合成生物的技術突破脫離了傳統的地區、能源分布和大國博弈的限制，只要有太陽的地方，就能夠利用這些技術。因此，我們有信心將這種技術推廣到全球，使得每個國家都能從中受益，推動更加平等的全球化發展。?

經濟觀察報：瑞德林最近這幾年的營收情況如何？

劉建：最近三四年，我們的營收增長基本每年翻番。今年的目標依然保持較高的增長率，2025年的營收目標是達到3億元。我們的最低目標是到上市前能達到10億元的規模，甚至超過10億元。?

經濟觀察報：未來最關注的風險點是什么？

劉建：當前最大的挑戰是如何確保企業生存下來。夢想再偉大，如果企業無法存活下來，所有的規劃和愿景都無從談起。這個行業需要大量的投入，無論是研發還是生產能力的建設，資金壓力都非常大。作為一個B2B的制造型企業，最關鍵的是規模效應。如果沒有足夠的規模，全球化布局和產業鏈的深度拓展將非常困難。所以，對公司來說，現在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迅速擴大營收規模，借助資本市場的支持，獲得足夠的資金，支撐企業的長期發展。?

關于AI：研發效率“指數級”提升?

經濟觀察報：瑞德林為什么不做C端的產品？

劉建：這個問題很好。其實我們一直有在對比華為和比亞迪的模式。華為從電信設備起家，后來擴展到組件、整機等多個領域；比亞迪則從電池材料起步，逐漸擴展到電池組件、控制系統、最終到整車。我們并不是不想做C端，而是目前時機還不成熟。

我們的組織結構和文化目前還偏向B端思維。如果要做C端產品，就像比亞迪和華為一樣，需要設立獨立的團隊去做，這并不是當前階段能輕易完成的。我們首先要確保B端市場做大做強，積累足夠的資源和能力，之后再去考慮拓展到C端市場。?

經濟觀察報：在技術研發方面，合成生物的瓶頸有哪些？目前還需要突破的技術難題是什么？

劉建：合成生物的研發瓶頸在于其涉及的技術非常復雜。一個典型的問題是研發周期過長，成本也非常高。比如開發一個酶或一套工藝，可能需要幾千萬元甚至上億元的資金投入，周期也長達好幾年。

這樣的研發模式對于很多創業公司來說是不可持續的，因為很難確保最終產品能夠成功上市并盈利。所以，在目前的階段，雖然生產不算困難，但研發的高成本和長周期是巨大的挑戰。

所以這個行業的風險相對較高，行業中的絕大多數公司可能最終都會成為“炮灰”，能成功的企業屈指可數。

很多科學家和教授進入創業領域時，可能并沒有考慮到技術是否能真正變現，能否盈利。而且，有些企業根本不具備全鏈條的研發能力，僅僅依靠一個單一的技術就進入市場，這種風險是非常大的。

經濟觀察報：瑞德林有將人工智能技術利用在研發領域嗎？

劉建：我們最近申請了近40項與人工智能相關的專利。我們不僅僅是在使用現有的技術，還在開發自己的算法，這些創新和技術積累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關鍵的。甚至在一些國際頂級學術期刊上，我們也發表了幾篇高水平的論文。

我們的人工智能團隊在國內外都有布局。英國有一個團隊，國內有兩個團隊，這個規模在同行業中算是比較大的了。我們還把數字化團隊和流程變革團隊整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個更強的協同效應。

我們通過人工智能提高了研發進度，降低了成本，效率上有了指數級的提升。這不僅體現在時間上，還體現在研發的成果數量上。相對于同行業內的一些公司，我們的研發成果要多得多。比如，我們有幾十個產品，而其他公司可能一年只能推出一到兩個。

人工智能不僅僅應用在合成生物學領域，我們還在新物質篩選、原料篩選以及員工個人能力提升等方面應用人工智能。比如，未來我們每個員工都會有一個專屬的AI助手，幫助他們提高工作效率。人工智能的應用范圍會越來越廣，幫助我們在各個環節都取得更好的成果。?

關于政策：產業配套環境是關鍵?

經濟觀察報：為什么瑞德林總部會設在深圳南山區？

劉建：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很簡單。首先，我們的總部肯定會設在深圳，而不會選擇其他城市。我2002年來到深圳，我是內蒙古人，可能你們對內蒙古人的習性有所了解——愿意走出來的人并不多，因為大家普遍覺得家鄉條件不錯。但我走遍了全國各大城市，甚至跑遍了全球許多地方，我依然認為深圳是最適合創業的地方。這里沒有傳統意義上的“本地人”，誰來到深圳，誰就是深圳人。這種包容性，只有真正生活在這里的人才能體會到。

其次，深圳的營商環境和創業氛圍特別好。在我們公司的辦公樓里，我見過許多成功的企業家，甚至有些人學歷并不高，但夫妻倆踏實肯干，年紀比我們小，已經在深圳擁有幾十套房產。這種環境造就了極好的創業土壤——不管你的背景如何，只要你愿意努力、有想法、夠勤勞，就有可能創造財富，實現自己的事業。

深圳的政府對企業的包容度和空間支持也很大。例如，我們在早期創業階段，幾乎沒有什么政府工作人員來干預企業經營。唯一來找我們的，大多是街道辦或南山區的領導，問我們有沒有需要幫助的地方。過去，由于瑞德林的知名度不高，南山區的領導可能根本不知道我們是誰，因為這里有幾百家上市公司，我們并不顯眼。但正是這種“不過度干預”的環境，給了企業足夠的成長空間。

從企業經營角度來看，我認為創業是基于市場需求，而不是依賴政府政策。如果一家公司整天想著跑政府、要補貼、爭取政策支持，而不是專注于市場和產品，這種企業基本上不會長久。?

經濟觀察報：政府方面是否給予了特殊的資金支持？

劉建：實際上，我們不依賴政府的資金支持。深圳政府給予企業的最大幫助，是尊重市場規則，提供自由發展的空間。政府支持的方式是打造合適的產業園區，我們得以進入這些園區，從而獲得基本的生產空間。至于財政補貼，我們公司這么多年拿到的政府資金總額不到200萬元，在整個融資規模中微乎其微。

在深圳，電子消費品產業鏈之所以全球領先，正是因為這里有完整的配套和空間支持。比如，在寶安區的工業園區，遍布著各種注塑機、模具制造企業。這種產業生態讓深圳在全球注塑和模具設計領域獨占鰲頭。

同樣的道理，如果深圳要發展合成生物產業，關鍵在于打造完善的產業配套環境，而不是單純依賴政策引導。